將軍說的是王宗金少將。

王宗金是貴州省習水縣隆興鎮新光村生基坳人,生于1916年。1935年1月參加紅軍，1936年入團，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。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，王宗金參加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，參加過桐梓、遵義、直羅鎮、東渡黃河等歷次戰斗。抗日戰爭時期，他曾任晉西區黨委、晉綏分局電臺隊長等職。解放后，被授予少將軍銜，任炮校校長，第四機械工業部副部長。他將畢生精力獻給了我軍無線電通信事業和我國電子工業的建設，并做出了顯著成績。從六十年代起，他負責基建工作，歷時20余年。從選廠、勘測、審查設計、開工建設到竣工驗收，他不畏艱辛險阻，忘我工作，無私奉獻，走遍了祖國各地。組織基建戰線的干部職工，建設了數以百計的電子工廠、研究所和院校，從而奠定了電子工業發展的基礎和三線后方基地。為電子工業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。1965年王宗金任四機部駐貴州基地辦事處負責人。負責組織都勻、凱里地區0八三基地建設指揮部，帶領所屬人員邊基建、邊組織生產和科研試制，為電子軍工基地建設做了大量工作。(此段內容為綜合網絡資料所得）

1965年正是我參加工作的第二年，這一年我隨隊到了貴州。將軍時任四機部基建局局長，親自抓0八三基地指揮部的工作。最初基地執行勘探任務的只有我們這一個隊，將軍常來看望我們。將軍衣著很簡樸，非常平易近人，完全沒有高級干部的架子。知道將軍是老紅軍，大家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。

和將軍最長的一次近距離接觸大約在一九七零年的夏天。那年我們隊在黔南執行306(信箱4506廠)的勘探任務，那個地方地質條件很復雜，無法解決地下水資源，將軍得知情況后再次來到我們隊指導工作。

將軍只帶了一位工作人員，這個人是從北京來的，一直跟隨將軍身邊。此人真的是‘人高馬大’，一米九幾的個頭，穿45碼的鞋子。將軍在聽取了隊領導的匯報后，決定親自去進行一次踏勘。隊上派地質工程師老趙和我隨將軍同去。第二天天剛亮我們就和將軍一起出發了。先由隊上的解放牌大卡車送了我們一程，之后沒有了公路，只能徒步。出發的時候隊上為我們準備了干糧，每人兩個饅頭、兩只雞蛋，各自再背了一軍用水壺水。那天將軍頭戴一頂麥秸編的草帽，腳上穿了雙布鞋。我知道這天要走長路，沒有穿翻毛牛皮鞋，特意穿了一雙高腰解放鞋。就這樣我們一行四人在將軍的帶領下，向山間走去。踏勘工作走的都是不熟悉的地方，全靠一張五萬分之一軍用地圖指引。踏勘都踏什么？當然是尋找適合建廠的地方，首先要符合三線建設靠山分散隱蔽的要求，這個條件在貴州高原倒比較容易滿足。關鍵是還要綜合考慮水、電、路等后續建設的條件。

在行走的路上我好奇地問起了將軍當年參加紅軍的情況。將軍倒也很爽快，滿足了我這個年輕的勘探隊員的好奇心。將軍是在遵義會議后參加紅軍的，當時他們的村子里駐扎著紅軍的隊伍。受紅軍革命宣傳的影響，村子里很多的貧苦農民都參加了紅軍，將軍和他的父親一起參加了紅軍的隊伍。當紅軍到達雪山的時候，很多剛參加革命隊伍不久的農民打了退堂鼓，跑回家去了，將軍的父親也回去了。但是將軍堅定的跟著紅軍隊伍走了，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征，成長為共和國的一代將軍，成為新中國電子工業的奠基人之一。

這一天踏勘所走過的路，從地圖上看來回步行的距離也就七、八十來里地。同行的四人中我最年輕，還就數我不行，天生平腳板走不了長路，往回走的時候到后來都一瘸一拐的了。那時將軍都五十多歲了，一路走來毫不顯疲倦，依然精神抖擻。

這次和將軍分別之后再也沒有見到過將軍，但他一直在關心領導著我們的工作。改革開放之后，在文革中因為‘蝸牛事件’而停下來的彩色顯像管廠引進建設項目，重新提上議事日程。初步完成選址工作之后，由于彩色管生產用水量大，最后的拍板還要等待水文勘探結果。七八年的隆冬執行水文勘探任務的我們奮戰在第一線，在克服了技術、設備等等的困難之后，于某天午夜過后取得了揚水實驗的成功。一直在施工現場的革委會王副主任（解放戰爭時期入伍的老革命）立即將此喜訊上報北京。而此時在北京等候消息的正是將軍，原來在此期間已擔任四機部副部長的將軍一直守候在北京的辦公室，等待著我們的勘探結果，由此拉開了我國的第一座彩色顯像管廠的建設序幕。

現在將軍雖然已經遠去，但將軍忘我的工作精神、平易近人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，將軍的音容笑貌卻永遠留在我的心中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2012-07-06